對物質的驚喜和恐懼。對于海派，都市已無所謂 天堂和地獄的明顯界限，同時，又存在著把都市描畫成天堂或地獄的全部可能性。

這樣的物質化都市的觀念，海派怎能存希望從鴛鴦蝴蝶派那里繼承呢?綜觀最優秀的鴛 蝴通俗社會小說，特別是專寫上海的，如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朱瘦菊的《歇浦潮》 、平襟亞的《人海潮》、畢倚虹的《人間地獄》，它們對現代都市的態度只是揭發罪惡 和弊端，從農業中國的立場出發。這批小說好似對現代進程的大上海眾生相給予一個詳 盡的攝錄，富有時事性、秘聞性，很可借此存下一部豐富多彩的上海風俗史，卻缺乏獨 特的眼光和生命的體驗。所以，夏濟安可以對《歇浦潮》、《上海春秋》保留下的老上 海風俗材料“佩服得五體投地”，卻最終仍批評說：“這種書的缺點是：作者對道德沒 有什么新的認識，只是暗中在搖頭嘆息‘人心不古’；對于經濟、社會變遷，也沒有什 么認識，只是覺得在‘變’，他們不知道，也不care to know為什么有這個‘變’。他 們自命揭穿‘黑幕’，其實注意的只是表面。”[4]

接著看兩性主題。海派和鴛鴦蝴蝶派文學歷來被認為是最擅長表現男女關系的文學， 前者寫戀愛小說，后者寫言情小說，就是這兩種叫法，中間的區別已經夠分明了。在都 市背景下表達人與人的關系，包括兩性關系，海派的現代性可說直逼眼前。如果沒有對 兩性問題的思索，新興的戀情方式同丑陋的色情勾引，如何分得清楚?海派內部這兩種 城市兩性的典型表現，顯然色色具備。而將“性”與“愛”兩相分離，使得“性”裸露 出某種“原始”的意味，是最易與那種為“性”而“性”的描寫相混淆的。這樣，在都 市，性愛的美與丑激烈碰撞，海派文學中的佼佼者，就有了葉靈鳳的性懺悔、張愛玲的 對女性困境的逼真寫照、徐訐的尋覓性愛和情愛真正出路的意識。海派的兩性文學，從 生理搏動到包孕現代生命哲學，都市人的內在心理沖突均得到充分的展示。

而鴛鴦蝴蝶派的言情，長久地在“傳統道德”的圈子里打轉。它最早的境界，是同情 于妓院里的戀情，后來是揭發用金錢買“性”的可悲。到了張恨水的《啼笑因緣》、秦 瘦鷗的《秋海棠》、劉云若的《紅杏出墻記》這三部言情代表作出現，鴛鴦蝴蝶派文學 的兩性表達攀上了自己這派文學從來沒有達到的高峰。其中，前兩部意在暴露軍閥惡勢 力對伶人的肆意踐踏，“真情”的被毀滅，世上美好事物的被毀滅，即是全書文學價值 的所在。《紅杏出墻記》可能是此類小說中最出格的一種，兩性中多愛的現實性，婚外 戀釀成人物的內心焦慮和痛苦，都得到了正面的表述，是很難得的。但這部小說，情節 設計花哨，懸念的設置尤其復雜，通俗小說的“本性”即注重故事的熱鬧往往掩蓋了對 兩性關系的深入探討。如此看來，把海派的兩性觀念與鴛鴦蝴蝶派的相比較，現代性差 距之遠也是十分明顯，談不上有什么直接前后接續關系的可能。

再來看新與舊的主題。表面上看，兩派在這里似乎很不接近，鴛鴦蝴蝶派的文學是寫 舊的，感情也傾向舊的，而海派就是要出新，要現代，要摩登。其實不是這樣簡單。鴛 鴦蝴蝶派的作家為了獵奇，觀念是陳舊的、落后一步的，描寫的事物反而是上海剛剛登 場的嶄新嶄新的東西。對于社會的新舊交替，它倒容易廉價地將新的終將取代舊的，直 線地告訴讀者。海派的都市故事發生在十里洋場，穆時英的流線型的上海，“爵士樂， 狐步舞、混合酒，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車，埃及煙”[5]，多么時髦，但有意味 的是這樣的上海仿佛仍被鄉土中國包圍著。穆時英一方面是洋場文學的“圣手”，一方 面卻用寫舞廳、酒吧的筆，來寫《父親》、《舊宅》和集外的《竹林的惆悵》。(注： 穆時英的《父親》、《舊宅》收《白金的女體塑像》，現代書局1934年7月版。《竹林 的惆悵》作為遺作發表于1954年10月澳門《小說月服》第8期。)這些小說是些十足的懷 舊感傷的故事，作者似乎是患了“懷鄉病”。而海派的另一位作家施蟄存背靠松江、蘇 州、杭州，寫他的鄉人在上海的遭遇如《春陽》、《鷗》，同他的《梅雨之夕》、《巴 黎大戲院》純都市人的感覺適成對照，可見他身上充溢的“鄉土情結”和“民間情懷” 。讀海派的這類小說如置身于都市中的鄉村，或者拉開更大的時空距離，似覺置身在宏 大鄉村世界的一個邊緣城市。新舊的摻雜更顯錯綜。

海派描寫舊事物怎樣附著于大都會肌體之上，尤其深入的是一種新上海的舊家族文學 。張愛玲、東方@①@②便是最長于寫舊的世家兒女在都市的遭際與不測命運的。作為李 鴻章的重外孫女，張愛玲寫出的《傾城之戀》、《金鎖記》、《花雕》，是由舊家族世 界的失落，轉而向上海、香港的世俗市民生活去尋找個人的精神家園的。張愛玲盡管熟 悉出入電影院、服裝店的洋派生活，但她發現在此類簇新的消費方式下面，所殘留的都 市感情方式，有多少仍是那么古老：封建性的嫉恨幾乎貫串了她作品人物男女之間、上 下輩之間的恩恩怨怨。張愛玲真正了解上海首先還是傳統中國的一分子，然后才是添加 上去的“現代質”。她說過：“上海人是傳統的中國人加上近代高壓生活的磨練。新舊 文化種種畸形產物的交流，結果也許是不甚健康的，但是這里有一種奇異的智慧。”[6 ]這是對中國新與舊的透底的認識。東方@①@②的作品成集的有《紳士淑女圖》，他的 小說里面活動著洋場上的舊家子弟，留下了從滿清貴族到新型少爺(“小開”)的錯雜腳 印。東方@①@②表現上海的新中有舊、新舊過渡，也是別開生面。

關于現代上海的新與舊，常與變(沈從文喜愛談論湘西的新與舊、常與變)，如果沒有 對現代中國相當深入的觀察、認識，是無從融匯到文學寫作中去的。鴛鴦蝴蝶派對都市 的看法遠遠落后。海派的都市意識具某種超前性質，這只有在提前體驗了工業化都市而 反叛的世界現代派文學和美學的影響下，才會產生。已經有學者指出，中國海派的審美 根源來于唯美主義。(注：參見解志熙《美的偏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8月版；李 今《海派小說與現代都市文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所以，將海派和鴛 鴦蝴蝶派的文學都市意識兩相對比，它們的思想資源也是不同的。我們只能感嘆于中國 現代文明的發展在一地之內的不平衡性，想到它們的錯位，而主要不是想到他們有什么 相互繼承關系。

三

說到雅和俗，在文學面向市民讀者、面向消費，因而全部或部分地走向“通俗”這一 方面，海派和鴛鴦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點的。

海派的雅俗善惡二元混雜，來源于上海這個商業都市的二重性。一方面是新生的、有 活力的現代都市；另一方面，因為有舊文化的多層包圍，因為現代性質的文化消費并不 能排除消極面，現代文明也能媚俗，它就呈現出善惡兼備的形態。又由于讀書市場的商 業趨利作為重要動因，海派如想無限地求新求奇，就要發展自己的先鋒性；如從眾、從 俗、從下，就會追求趣味，反對崇高，擴大自己的通俗特征。海派的雅俗，還同上海這 個都市的讀者分流有關。雅是為了呼應這個城市的雅讀者群，包括洋行、海關、銀行、 公司的寫字間讀者，也包括鐵路、郵政雇員的一部分及大中學校師生的一部分(即有的 是海派的讀者，有的則構成激進的左翼讀者群)。俗是為了迎合通俗讀物的讀者群體， 如低級職員階層、廣大的店員階層和其他居住在石庫門房子里的市民階層。這樣，海派 在上海的先鋒文學市場和通俗文學市場兩邊都占據了位置：表現都市新的觀念、新的生 活方式的海派文學，由先鋒而高雅；俗的支流則表現艷情、恐怖、騙局，收集城市奇聞 ，制造軟性文字，由通俗而低俗而媚俗。在通俗文學市場之上，30年代的海派同生命力 頑強的鴛鴦蝴蝶派終于遭遇。

綜觀上海的小報、畫報的歷史，我們一時幾乎難于辨認海派文人和鴛鴦蝴蝶派文人了 。小報從晚清誕生，一路下來比較有名的如《晶報》、《社會日報》、《立報》、《辛 報》、《力報》、《海報》、《吉報》、《鐵報》、《亦報》等，在城市的覆蓋面都頗 大。起《福爾摩斯》、《金剛鉆》、《開心報》這樣名字的，當然娛樂的意圖自明。還 有“白相人”辦的報，有“花報”，不一而足。可能有操守的鴛鴦蝴蝶派作家也只肯在 像樣的小報上露名，但有的海派作家不避小報，比如張愛玲。她看小報，也在小報上發 小文章，發過議論說：“我對于小報向來并沒有一般人的偏見，只有中國有小報；只有 小報有這種特殊的，得人心的機智風趣”[7]。

在上海40年代的市民讀者群手執的文學讀物里，我們也一時難辨海派的作品和鴛鴦蝴 蝶派的作品了。因為原來20年代末讀鴛鴦蝴蝶小說的老市民(比如魯迅的媽媽魯瑞老太 太不讀兒子的新文藝，而只讀鴛蝴體小說)，和讀新感覺派“穆時英風”文字的新市民( 如沈從文不屑地提到的“一面看《良友》上女校皇后一面談論電影接吻方法那種大學生 ”[8]這些人)，兩者是涇渭分明的。到了淪陷時期的上海，鴛鴦蝴蝶派明白新市民讀者 是它們的唯一選擇，因為20、30年代出生受新式教育的年輕一代已經開始看小說了。于 是，《雜志》、《小說月報》(顧冷觀主編)、《大眾》、《春秋》、《萬象》這些40年 代的流行刊物，有的是鴛鴦蝴蝶派文人編的，有的是海派文學家編的，居然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各期的目錄上，鄭逸梅、張狠水、程小青、張愛玲、孫了紅、施濟美、周瘦 鵑、施蟄存、沈寂、包天笑、徐卓呆、予且、丁諦、周楞伽等的名字同時出現，打成一 片。(注：如將這五種雜志兩類作家的名單抄下，委實太長。這里主要錄于《萬象》， 分開來，鴛鴦蝴蝶派作家有鄭逸梅、張恨水、程小青、孫了紅、周瘦鵑、包天笑、徐卓 呆，海派作家有張愛玲、施濟美、施蟄存、沈寂、予且、丁諦、周楞伽。)30、40年代 成名的海派作家，許多人的作品模糊了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界別，有的成為純文學和通 俗文學的兩棲人。張愛玲的大部分小說如《傾城之戀》、《紅玫瑰與白玫瑰》、《金鎖 記》，純文學性和通俗文學性兼有，思想意識偏淺的像《多少恨》、《小艾》是通俗作 品，而《封鎖》無論如何只能算純文學作品。予且的情況要單純得多，他的長短篇小說 《如意珠》、《鳳》、《七女書》等，全部是分不出純文學和通俗文學的。從當時一部 分暢銷文學雜志的面貌上，能分明看出兩派在通俗層面上雜糅的格局。

不過，雜糅的局面也僅止于雜糅而已。兩派的小說這時可以都寫家庭婚戀題材，敘述 方式和敘述語言可以很為接近，但思想意識仍不在一個層次上。試以周瘦鵑的《秋海棠 》和張愛玲的《金鎖記》作比，《秋海棠》在社會上的影響要大得多，知名度也高，可 兩者還是無法放在一個層次上閱讀接受。我們還可拿幾個鴛鴦蝴蝶派和海派前后接替辦 下去的著名刊物來研究，同樣能發現這個問題。像《良友》，一個1926年2月創刊的畫 報(文字部分一直占相當的比例)，最初由伍聯德、周瘦鵑先后編輯的時期，它是鴛鴦蝴 蝶派的刊物。1927年3月梁得所接編，編到1933年8月為止，大力推行改革，每期能發行 到四、五萬份之多，不僅在國內，而且在東南亞發生廣泛影響。他改革的方向是讓《良 友》陡然成為海派畫報，而不是讓它由“鴛蝴”自然演變為海派。因梁得所需要學周瘦 鵑的地方不多，即便是最接近的封面女郎，也從妓女一變為職業婦女、電影明星了。其 它像大量增加世界美術攝影作品的介紹，增加現代科技知識的插頁，登載現代派小說特 別是登載穆時英、施蟄存、葉靈鳳新感覺派的作品，25期后說明文字用中英文對照等等 ，距離鴛鴦蝴蝶派的舊式氣息該有多么大是一望而知的。《萬象》也應作如是觀。不能 僅看到兩派的文章同時出現在一個雜志上，就以為是雅俗滲透的全面完成。《萬象》越 兩年改由柯靈主編之后，氣象大變，成了新文藝海派雜志，衣食住行和嚴肅的東西兼得 。但我們讀同時連載的長篇小說，張恨水的《胭脂淚》，張愛玲的《連環套》，師陀的 《荒野》，通俗就是通俗，純文學就是純文學，中介就是中介，彼此相去的有效距離， 仍是不允忽視的。

最有意味的，是《萬象》上關于“通俗文學”的討論。陳蝶衣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