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后,廣州、泉州、明州迅速發展,成為三大對外貿易港口
宋元時期為人熟知的大型海港有廣州、泉州、明州等港,其實兩宋時期的東南沿海地區見于文獻記載的外貿港口城市,至少有20來個
宋初太祖開寶四年(971年)先在廣州復設市舶司;太宗端拱二年(989年)之前已設杭州市舶司;十年后即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又設明州(今寧波)市舶司,反映兩浙海外貿易在迅速發展
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又在福建泉州設市舶使
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則在秀州華亭縣(今上海松江)設市舶場(注:《宋史》卷186《食貨志(下八)》,“互市舶法”條稱,“宣和元年(1119年),秀州開修青龍江浦,舶船輻輳,請復置監官
先是,政和中置務設官于華亭縣
后江浦湮塞,蕃舶鮮至,止令縣官兼掌
至是,復設官兼領也
”)
此外,浙西的鎮江(今同)、平江(今蘇州)亦是外貿通商口岸,“如有蕃商愿將舶貨賣入官,即令稅務監官依市舶法博買”
(《宋會要輯稿·職官》44之10)可見這兩個城市也有外商前來從事外貿活動
除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設于北方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的一個市舶司外,北宋東南沿海見于記載的外貿港口有7個之多,大致已經連成一片
南宋財政更加倚靠外貿“舶入”,對外貿易更加興盛,因此外貿港口續有增加
除廣、泉、明三州外,又在溫州(今同,1132年)、江陰軍(江蘇今縣,1146年)設市舶務,在秀州海鹽縣澉浦鎮(浙江今縣今鎮,1250年)設市舶場
據弘治《上海志》載,南宋末年還在上海鎮(今上海市)設市舶司和榷貨場
除以上11處設有市舶機構的較大外貿港口外,據宋人《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等志書,通(今江蘇南通)、楚(今淮安)、海(今連云港)、越(今浙江紹興)、臺(今臨海)、福、漳、潮、雷(今廣東海康縣)、瓊(今海南海口)這10來個城市,也有外貿活動的存在(注:《太平寰宇記》,北宋樂史撰,成書于太宗雍熙末至端拱初(987~988年)
《輿地紀勝》,南宋王象之撰,成書于理宗嘉定末至寶慶末年(1224~1227年)
兩書是兩宋時期最為重要的地理總志,而后書則大量征引前書,有明顯的繼承關系
)
此外,設于廣西沿海欽州的博易場也有管理與交阯貿易的職能,“凡交阯生生之具,悉仰于欽,舟楫往來不絕也
……其國富商來博易者,必自其邊永安州移牒于欽,謂之小綱
其國遣使來欽,因以博易,謂之大綱”
(周去非《嶺外代答》卷5《財計門》“欽州博易場”條)海南瓊州轄下的瓊山、澄邁、臨鄉、文昌、樂會5縣,也有市舶之設,當地駐軍以市舶稅入為經費來源(注:趙汝適:《諸蕃志》卷13,“海南”條載,“(海南)俗以貿易為業”
“(瓊州)屬邑五,……皆有市舶,……”
)
這樣,北起淮南東海,中經杭州灣和福建福漳泉金三角,南到廣州灣和瓊州海峽的南宋海岸線上,與外洋通航的外貿港口,至少有20來個之多
這樣一種景象不僅唐代未曾見過,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現
1、原因:
⑴從國內情況看,宋代南方經濟迅速發展,我國經濟重心南移,著成為宋代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基礎。
⑵從國際環境看,唐中期以后,阿拉伯商人不斷向東部開辟商路,越來越多地出入于我國的沿海口岸。著就從客觀上為兩宋的對外經濟交流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國際商業環境。
⑶從兩宋政府的政策來看,都積極支持商人開展對外貿易。
⑷從技術條件看,當時造船技術的提高,指南針在航海上的使用,以及對風向的認識和利用等,這些航海技術的進步,是宋代海外貿易興盛的重要原因。
⑸從地理條件看,自唐朝安史之亂后一直到宋朝,吐蕃、契丹、黨項、女真等少數民族相繼興起,控制了西北的河西走廊一帶,唐宋王朝因此與西亞、歐洲各國的陸上聯系受到阻礙而中斷,東南亞的海路成為宋王朝對外交往的必然選擇。
2、概況:
表現:到南宋時,從海路前來通商的國家有50多個;東南沿海出現了許多貿易港口,其中廣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三大外貿港。
官府在貿易港口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貿易事務,征收商稅;市舶司所在的港口,還設有專供外國商人居住的“番坊”和用于番貨交易的“番市”。
內容:宋代的海外貿易,輸入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珍寶、藥材等,輸出商品主要是絲織品、瓷器、茶葉等。
3、影響:
宋朝海外貿易不僅使宋朝政府獲得了巨額的財政收入,也給通商各國的文明進程增添了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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