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原因:
⑴從國內情況看,宋代南方經濟迅速發展,我國經濟重心南移,著成為宋代積極發展海外貿易的基礎。
⑵從國際環境看,唐中期以后,阿拉伯商人不斷向東部開辟商路,越來越多地出入于我國的沿海口岸。著就從客觀上為兩宋的對外經濟交流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國際商業環境。
⑶從兩宋政府的政策來看,都積極支持商人開展對外貿易。
⑷從技術條件看,當時造船技術的提高,指南針在航海上的使用,以及對風向的認識和利用等,這些航海技術的進步,是宋代海外貿易興盛的重要原因。
⑸從地理條件看,自唐朝安史之亂后一直到宋朝,吐蕃、契丹、黨項、女真等少數民族相繼興起,控制了西北的河西走廊一帶,唐宋王朝因此與西亞、歐洲各國的陸上聯系受到阻礙而中斷,東南亞的海路成為宋王朝對外交往的必然選擇。
2、概況:
表現:到南宋時,從海路前來通商的國家有50多個;東南沿海出現了許多貿易港口,其中廣州、泉州、明州是著名的三大外貿港。
官府在貿易港口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貿易事務,征收商稅;市舶司所在的港口,還設有專供外國商人居住的“番坊”和用于番貨交易的“番市”。
內容:宋代的海外貿易,輸入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珍寶、藥材等,輸出商品主要是絲織品、瓷器、茶葉等。
3、影響:
宋朝海外貿易不僅使宋朝政府獲得了巨額的財政收入,也給通商各國的文明進程增添了活力。
擴展資料
唐宋對外貿易的特點:
①以海路為主;
②貿易中心主要在南方;
③外商來華貿易空前增多;
④創建了一套外貿管理制度,如市舶司等。
原因:
①南方地區農業手工業的迅速發展;
②海運貿易的發展和南方發達的水運;
③封建王朝的外商優待政策,招徠商販。
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達
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
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大都市
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年,著有《馬可•波羅游記》
繁盛的海外貿易 宋朝西北陸路交通受阻,加上政府經營困難,所以對外貿易都較之歷代進取,其可說得上是當時世界外貿最發達的國家
《宋史:食貨志》所謂“東南之利,舶商居其一”
由此看來,當時對外的商業買賣活動在南方較為蓬勃
《宋會要輯稿:食貨》卷四六之一又記載兩浙路造船最多,南宋時令溫、明二州每年造船六百艘
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又置市舶司于溫州,當中以廣、泉、明三州為主要海貿港口
另外負責處理對外貿易的市舶司管轄杭州(今浙江省杭縣)、明州(今浙江省鄞縣東)、溫州(今浙江省永華縣)、秀州華亭縣(今浙江省嘉興縣)、青龍鎮(今浙江省青龍縣)五處市舶務,與日本、高麗、大食等50多個地區貿易
宋太宗專門派人“各往南海諸番國”,以類似特許通行證的“空名詔書”的發放來招引海外商人來華貿易
宋高宗認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當,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南宋時期“市舶之利,頗助國用
” 點評:朝廷國策、民間氛圍以及國際環境的各種因素,使得兩宋時期的經濟高度發達,對外貿易頻繁
但是,弱小的軍事力量、龐大沉冗的官僚集團以及文弱的風氣,又使得兩宋只能坐守江山,不能將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為強盛的軍事力量,失去了開疆劈土的激情
于是,宋朝與日本的國際關系用兩個字便可以概括,那就是“貿易”
宋日貿易 在有宋一代(包括北宋和南宋)來日兩國貿易始終繼續不衰
首先是宋朝需要對日貿易
宋朝經濟通過一段恢復時期后,農業、手工業和商業都有所發展
煤的廣泛應用,促進冶鐵技術、質量和產量的提高;銅精煉法的出現促進銅產量和質量的提高
與此同時,鑄銅錢技術也相應地得到改善
自古以來就是傳統出口商品的絲織品和刺繡,不僅恢復而且有所發展
此外,造船業發展較快,在內河出現“百石船”,遠洋航行的“客船”可載二千斜粟
政府使用的海船,長寬都比客船高出三倍
因此,宋船在海上航行,不僅有豐富的航海經驗,而且船身堅固,經得起風浪
由于宋朝注意對外貿易,因此,宋商船赴日貿易從未中斷
其次,日本國內狀況要求發展對宋貿易
但是,日本禁止對宋貿易或者禁止宋商入日,是極其困難的
因為日本貴族生活對宋商品的需求日甚一日,朝廷下令禁止,但執行禁令的官吏本身就是宋貨的需求者
唐代貴族的糜爛生活方式感染了日本的上層社會,到北宋初期,一般官吏已不再穿日本出產的絲織品,甚至連其婢女亦皆穿戴進口衣服
紫式部的日記中,記載當時大納言在正月初十到初三宴會上的衣著
每天一套唐式衣褲,濃淡相配;顏色樣式不相重復
連內傍跑穿唐武衣服,在這個時期日本文人撰寫的小說、評話、傳奇等,如《榮華物語》、《源氏物語》等書里人物的衣著樣式、質地,全是唐式的和從唐進口的
另外,寺院生活在這個時期也趨于奢侈;最后,日本朝廷和大宰府官吏從貿易中獲得極大益處,也是對宋貿易難以禁止的重要原因
點評:由于宋朝軍力的先天不足以及重文輕武的風氣影響,無法像后來的元朝或者西方列強那樣開展海上霸業,因此,宋朝與海外諸國的貿易是純粹的以謀取商業利益為目標的
即使如此,與同時代世界各國相比,宋朝的經濟強得太多,只用正常貿易手段也給日本的經濟帶來很大的沖擊
因為日本需要的是絲綢、茶、陶瓷等等奢侈品,出口的是稻米、木材等原料,據日本史料記載,日本寶治元年(公元1247年)十一月,幕府因九州大米出口過量,競不得不發出命令,禁止出口
另方面,北宋和南宋商人至日貿易時,常要求日方以砂金付款,因而日商至南宋貿易也多帶砂金以換取銅錢
日商攜帶黃金最多的年代,總額近四、五千兩之多
加上貿易中所得的銅錢,每次日商赴南宋總會帶回大量銅錢
因此,南宋銅錢外流十分嚴重
銅錢外流,自北宋時期就曾三令五申,一再禁止
但那時主要是以來商攜帶的形式流到日本,現在,日商直接偷運,遂使南宋出現銅錢嚴重短缺
元日貿易 元帝國與歐亞兩大洲的許多國家通商,元商船多往南洋和東南亞各國進行貿易,對日貿易在元朝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很小
元世祖準日商入元互市,主要是配合政治和軍事手段,以達到迫使日本“通好”的目的
所以,在元世祖時期,對日商入元無任何限制,甚至還有意創造一些有利條件,以利日商的往來
只是由于幕府堅持不通和好,兩國才沒有發展成為正式的外交關系
第二,由于日本國內的各種原因,要求對元貿易
點評:除去元朝政府的政治外交因素,元日貿易可以說是宋日貿易的延續,在此不再詳細陳述
海外貿易的興盛,對浙東沿海市鎮的生產和社會生活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促使該地區的社會經濟結構產生明顯的變化,區域經濟特點越來越明顯
從社會生產的角度來看,海外貿易的發展影響著市鎮商品經濟的繁榮和生產方式、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
如明州、溫州、臺州等府州城市,憑借優良的天然港灣和較為發達的陸上交通和經濟腹地,成為海上貿易的重要港口
又如臺州的章安鎮,也成為著名的港口型市鎮
它直接導致了市鎮經濟的繁榮,工商業的發達,并使城鎮居民產生分化
同時,對浙東沿海的社會經濟結構變化產生很大影響
所謂經濟結構的變化包含兩層意思:一是指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另一層意思是指經濟的商品意義增大即商品經濟的發展
而對外貿易對浙東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的影響最主要是后者
受對外貿易影響的商品生產,具有一般商品生產所沒有的活力
從理論上說,一切商品均受價值規律支配,由于海外貿易的盛行,使商品的價格遠遠高于價值,例如上面所舉的絲織品、瓷器的出口貿易中,因為屬于重要商品(甚至是珍品)其價格必自高于價值,因而反過來刺激絲織業、制瓷業的發展,形成類似今日的出口導向型產業,從而產生內地所沒有的經濟優勢
從社會生活的角度來看,城鎮的工商業發展和階級分化的出現,既反映了城鎮居民不同的生活層面,又反映了貧富分化現象的存在
崇尚享樂,貪求享受之風在有產之家盛行,服飾、飲食、房屋裝飾、紅白喜事的操辦等都極盡奢華
至于城市貧民,連日常生活都甚感艱辛,更談不上去講求什么闊氣了
因此,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繁榮,不僅導致了奢靡之風的盛行,也對其他方面的社會風氣有很大影響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舍本逐末,趨利經商
上至貴族宗親,下至貧寒小戶,無不以經商逐利為務
以至當時世人感嘆:“今人無復良心,惟知有利耳
”(29)二,迷信佛道,敬事鬼神
溫州、明州、臺州等城的敬事佛道之風很盛
如溫州寺院“莊嚴冠于二浙
焚修聞于四方”
(30)三,崇儒重教,學風滋盛
如溫州“士氣浸盛”,至建炎、紹興間,“異才輩出,往往甲于東南”;(31)四,浮夸虛榮,以財論婚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奢侈之風的盛行,在不少城市居民中,滋生了好尚虛榮的習性
而婚姻上的重財觀,則極大地反映了城鎮商品經濟發展后,市民追求物質利益的普遍心態